引子

上海的防疫解封已快过去一月，我们就这样在一出出人间闹剧与悲剧中度过了一个越来越接近沉默的春天。有人记录了方舱医院的经历，有人剪辑了上海封城防疫期间的各类录音，有人写了很多文字，又被删了很多文字。相信很多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里体会到或是亲历了防疫政策所带来的各种混乱与荒诞。今天转发的这篇文章，虽然和厉国防疫没啥关系，但通过借窥另一个国家曾发生过的一段同样荒诞的历史，也许可以找到荒谬背后的一些相似之处。

正文

文：赵刚 本文转自《书屋》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①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②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２８日凌晨１时，第６０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③

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哈耶克语），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 ”、“大话”、“假话 ”、“官话 ”、“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哈耶克）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④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马克思对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恶痛绝，把它斥责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⑤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⑥

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复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⑦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①②（［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48-49页）

③ （［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２５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⑦（［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51页）